从表面上看，核心地区的发达工业社会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从深层看来，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个人都被异化了，因此，这实际是个病态的社会。奈恩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繁荣的虚假性，希望借由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革命实践打破核心地区主体的异化和边缘地区民族危机的樊笼，真正解放被资本主义社会所压抑、扭曲和异化的核心地区民族和被奴役、被剥夺和被压迫的边缘地区民族。马克思主义者应当鼓励那些致力于推翻旧体制的民族主义解放斗争。奈恩写道：“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的情境下，因为社会在物质层面上比前期更接近达到‘自由’的可能性，所以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距离也一定比以前更为缩短。就是因为从异化和权威的束缚之中解脱的需求比对面包的需求来得更强烈，所以一种立即的、欲求解放的赫赫之声就在一般人的心理上产生了更大的回响，与前期比较，更能作为一种真实的革命杠杆。”②佩里·安德森也共享相同的认识，他十分看重革命的伟大作用，认为，“如果没有一场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国家对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取代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暴力革命，没有对统治阶级所创建的国家权力机器的摧毁，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就是不可能的”①。这样，在革命实践中，人作为主体对自由的需求就很快显现出来了，我们必须要充分利用这一革命杠杆，把对抗异化扩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革命的种子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