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临了又曾说：
我们以上的说法，只是就制度与法理论，不从事业和居心论。
张江陵的事业，历史有定评；张江陵的居心，是不是权奸，在我书里没有触及到。所谓“权臣”“大臣”之辨，也只转述当时人从明代政制上所发的意见。
我读了徐君大文，首先和徐君抱同样的惋惜，没有能见到湖北先贤王葆心先生的书。至于徐君的辩论，其实主题也偏落到制度上，并不在张江陵本人。若论制度，据徐君意见，明代后来的内阁大学士实际已是实质的宰相了。我想这一层，有一个名、实之辨得注意。明代人称内阁大学士为宰相，清代人也何尝不称军机大臣为宰相呢？纵使他们尽是实质的宰相，但我那番演讲是要指出汉、唐、宋、明、清五朝这些“实质宰相”之“实质”有不同。唐不同于汉，宋不同于唐，明不同于宋，而清又不同于明。若我们撇开清代的实质宰相于不论，做明代的实质宰相最不易。徐君说：“宰相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最别扭。”我们若承认徐君意见，我仍想加一句，即是“明代宰相的地位更别扭。”我特别提出张江陵，只想在张江陵身上指出此“别扭”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