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形成中华文论民族文化个性的社会经济原因
人的任何观念，包括文论观念，都不是无缘无故生成的，都是由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发展起来的。因此，观念的发展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归根到底，也必须由这个社会的经济条件及其社会心理来加以解释。中西文论观念和范畴的深刻区别，也必须由中西经济不同形态的发展入手，才能得到正确而深刻的解释。在上一章，我们从“上农”的角度，解释了儒、道、释文化产生的社会原因。这里我们将就中华文论基本范畴的文化个性产生的原因，作进一步申说。
（一）农业文明与家邦制度
与作为海洋国家的希腊不同，中国总体上是一个大陆国家，中国古人所理解的中国，就是“四海之内”。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海的兴趣都不高。《论语》中，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的著作中也只有一次提到海：“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这与西方古代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常进出于各岛之间，对于海有异乎寻常的兴趣，大不一样。中国古代人口集中于黄河、长江流域，中国人属于陆地人。这样的地理条件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是长期的自然农业经济，对农业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商业的重视。中国古代思想中有本末之别。“本”是指农业，“末”则是指商业。其理由是，如果不是农业生产出东西来，哪里会有商业性的交换关系呢？必须先有生产，然后才有交换。所以古代中国历来都“重本轻末”。这样以来，从事商业的人，就被看作从事“末”的工作的人，他们也就自然受到轻视。一般地说，古代中国有四个传统阶级，这就是士、农、工、商。商被排到最后一个，而士、农则被排列到前面。所谓“士”就是地主。虽然他们以出租土地为生，不直接从事生产，但他们的命运都系于农业。收成的好坏与他们生活的好坏密切相关。这样士与农在对自然、生活的感受上也就有了相通之处。士与农都受到社会的重视。《吕氏春秋》中有《上农》一篇，就把农与商作了对比，尽量美化农民的生活方式，而丑化商人的生活方式。既然古代中国“上农”，而农则只靠土地为生，土地对他们来说是命根子，所谓“天地自然育成万物”，农民对土地有一种信任感和亲切感。“天人合一”自然就成为理想。另外土地不会移动，农民世世代代就生活在一个地方，一家一户终年耕种土地。这样就发展起了与西方的城邦制度不同的家邦制度。一个家族有父子、兄弟、夫妇等人伦关系，这些关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其他社会关系，如君臣、朋友关系，当然也要按家族关系来理解和衡量：君臣关系要按父子关系来规范，朋友关系要按兄弟关系来规范。家，这是中国自然农业经济衍生出来的核心的社会组织形式。那么在家族关系上提倡什么呢？这就是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等。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我们前面反复讲的“和”。一家人中，尽管有父子、兄弟、夫妇等多种关系，但都要以“和”为贵。因为只有这样“和”，在农业生产中才能建立起“和”的协作关系，大家齐心协力，相互配合，达到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丰衣足食。宋代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就写出了农民田园生活的和谐美好。其中第八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