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与弼被礼聘之事，对于当时的私人讲学，无疑是极大的鼓励。应该说，吴与弼是有真才实学的。有明一代，最后被请入孔庙从祀孔子的，只有四位：山西的薛瑄、江西的胡居仁、广东的陈献章、浙江的王守仁(即王阳明)。四位之中，竟然有三位和吴与弼有关：胡居仁、陈献章是吴与弼的学生；王阳明曾经向娄谅请教学问，而娄谅也是吴与弼的学生。黄宗羲认为，王阳明学说，娄谅“为发端也”。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加上吴与弼的示范，以及娄谅讲学于江西上饶、胡居仁讲学于江西余干、章懋讲学于浙江兰溪、陈献章讲学于广东新会，使得各地书院在这股风气的推动下复兴。
成化元年(1465)，因朱熹讲学并立有教规而闻名，但此时早已荒废的江西星子县的白鹿洞书院，得到修复；成化十二年，由陆九渊创办的江西贵溪的象山书院，得以重建。与此同时，南直隶扬州的资政书院、江阴的延陵书院，也得到兴建。随着王阳明、湛若水等四处讲学，书院更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及全国，到嘉靖时更形成高潮。以江西为例，见于记载的明代所建书院有185所，其中有具体兴建年代的148所，成化以前的97年中仅17所，成化至正德的57年中有14所，嘉靖一朝的45年中有44所(《江西通志·学校》)。再如北直隶，见于记载的明代书院有81所，有具体兴建年代的65所，弘治以前为空白，弘治、正德时建11所，嘉靖时建了22所(白新良：《明清直隶书院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