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一文的另一个理论贡献，却常常为我们所忽略乃至误解。那就是对文学作品所表现的“历史真实”的艺术本质，给予的清醒认识和准确界定。郭沫若援引了亚里士多德的著名观点：“诗人的任务不在叙述实在的事件，而在叙述可能的——依据真实性，必然性可能发生的事件。”这强调了“史家与诗家的不同”。 [9] 针对有人提出的“写历史剧就是老老实实的写历史，不要去创造历史，不要随自己的意欲去支使古人”的观点，郭沫若一针见血地反驳说：“史剧家在创造剧本，并没有创造‘历史’，谁要你把它当成历史呢？”[10] 这可以说是道出了现代文学界、史学界针对历史题材创作而争论不休的根本症结所在。此后围绕这一问题的论争，基本上都没有超出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令人遗憾的是，郭沫若这些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并没有引起现代文化界足够的重视，甚至被片面性地发挥乃至误解。而被片面性地发挥乃至误解的观点，主要是郭沫若所引用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经典论述。
亚里士多德以“描述已发生的事”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来区分历史家与诗人（文学家）的区别，的确道出了文学创作与历史写作各自的本质特征。但他紧接着所说的“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看待（更高）”的观点，[11] 却实在有失偏颇。对此罗念生在其《译后记》中作了解释：“古希腊的历史大都是编年纪事，其中的内在联系和因果关系不甚显著，因此亚里士多德没有看出历史也应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12] 很显然，所谓文学家比历史家更靠近哲学、“更高”的观点，其实是由亚里士多德的“历史局限性”所导致的。但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仿照郭沫若对亚里士多德这一观点的引用，而反复牵强附会地“借机发挥”，试图说明历史文学家比历史家“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