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所扮演的“理论旅行”角色的另一个意义，在于他接受了英国浪漫主义流派的思考之后，继续沿袭其惯有的思路，对西方的现代性进行了批判。由于浸淫西洋学术过深，所以他的观点基本上是在西学内部的理路里进行反思的。如有的论者就认为他和严复这些迷恋“现代化论”者的最大区别乃在于，辜鸿铭的所谓文明比较，是将当时所谓“中西文化冲突”还原为类似现代性对西方古典文明的挑战与冲突，以促进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理解。[67]而他又引儒家哲学为其同道，他的预设不是像梁漱溟那样断然否认西方具有自身的精神传统，或者以物质—精神等二分法标示中西之别，而是认为“东方西方，心同理同”，认为浪漫派与孔子哲学是一致的，只不过被物质文明给淹没了。因此，只要把浪漫派理论挪用到东方，就会与儒理自然相契。由于欧洲人放弃了浪漫传统，才不得不鼓吹中国道德予以拯救。这样一来，东方文明不过是传统西方浪漫传承的一种异源同体的形态而已，东方哲学变成了西方浪漫派改装易服寄居的巢穴。它从一地向另一地的移动，反而加强了自身的力量，变成了批判西方现代观念的有力武器。同时他对东方道德的陈述，也被掺杂进了西方式的想象。我们注意到辜氏虽英译过儒经，但却很少原原本本地解释儒学的含义，而大多是简单地表态和持守自己的立场。